我在巴伦西亚开完国际研讨会以后，到巴塞罗那去玩了几天。然后买了去格拉纳达的火车票。那日天气寒冷，风雨交加，我望着这冬天的清晨凄风苦雨中的车站，后悔没有买飞机票。可是火车开了，一会儿暖气就烧得暖暖地了，车厢里的扩音器里响起播音员甜美而亲切的声音：欢迎各位旅客乘坐我们这趟“菲德里科·加西亚·洛尔卡专列”。是的，这次列车开往诗人的故乡安达鲁西亚，从远往近数，将开到塞维利亚、马拉加、格拉纳达……西班牙的列车是到一个地方甩下一节车厢，或挂上一节车厢。我是去格拉纳达，所以整个车厢里坐的都是到格拉纳达的乘客。圣诞节快要到了，许多老年人开始返回家中，所以他们多是一些地道的格拉纳达人。他们不像其他城市的人那样文质彬彬，而是喜欢大声说话，在车厢里走来走去。噢，我已经提前来到加西亚·洛尔卡的父老乡亲中了。
一栋白墙红瓦的二层小楼。它的西侧是保存资料、举行活动、接待来访者的场所。而东侧则仍然保留着诗人一家当年在这里生活时的原貌：一层有客厅、卧室、厨房，有一个房间还保留着诗人用过的钢琴，他曾与好友、格拉纳达人、音乐家曼努埃尔·法雅，一起切磋过音乐。各个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些家人的照片，一张张都带有浓重的历史感，而有的墙面上，则挂着一些菲德里科画的图画，画面显示着他的独特风格，生动传神。他的一些画家朋友，最有名的是萨尔瓦多·达利。人们说，如果菲德利科不当诗人，而是去当音乐家、画家或戏剧家，他肯定会成为那个行当中的佼佼者。
故居的第二层楼有诗人的房间，那里有他用过的床、书桌，有一个阳台凭栏远眺，近处是巍峨的阿尔罕布拉宫，抬头远望，一直可以看到皑皑的雪山。
旁边的房间陈列着诗人的各种手稿和早年出版的珍本。由于这个故居陈列馆是近年才搞起来的，陈列品还不算丰富，但是从年轻的馆长胡安·佛朗西斯科的热情、执著态度来看，他们一定会把这里办好的。胡安是我的老熟人，他对我说，今年是洛尔卡年，可把他累坏了，参观的人特别多，举行的活动也特别多。我对他说，明年看你会不会轻松一点，他笑了，说他倒宁可累一点。
第二天，“穆尔西亚人”开车接我们去洛尔卡的老家富恩特巴盖罗斯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这个小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因为这里不但是诗人一家子赖以生存的故乡，也是1936年，诗人才38岁时，被长枪党徒野蛮杀害的地方。这样一位才华横溢、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，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突然从这世界消失，实在令人无比悲愤，所以人们都愿意专程来这里看望诗人的故乡，凭吊诗人的亡灵。
一位女讲解员带我们参观诗人故居的每一个房间。这是一个乡间小镇的普通院落。有临南北两条街的各一座二层小楼，中间有一个院子。我们先参观临南街的那座。楼下的房间的布局和风格与圣维生特庄园的故居差不多，从厨房到通向院落的过渡房间的隔断墙下方，开有一个低矮的通道。我们从那个通道钻了过去，可以看到一个小小庭院，一群参观者正在那里深情地唱着歌，唱的正是加西亚·洛尔卡谱写的歌曲。
正当我陶醉在歌声中时，博物馆馆长胡安·德·洛克萨先生回来了。跟他一起来的是爱尔兰人、作家辛普森先生。我买过他一本关于加西亚·洛尔卡研究的书，在书中他追寻诗人在格拉纳达留下的足迹。辛普森先生把他的半生都贡献给加西亚·洛尔卡研究了，西班牙人给予他西班牙国籍，并把他吸收到西班牙科学院当院士。馆长让我站在院子布满长春藤的西墙下、加西亚·洛尔卡的半身雕像旁，他将鲜花送给我，我把从北京带来的关于加西亚·洛尔卡的纪念品，那些请帖、入场券，以及报纸、杂志送给馆长，整个场面都由摄影师拍摄下来。
出了故居北门，一拐弯，只见一长溜新盖的二层房屋，它的北端是一座剧院，故居博物馆、新研究所和剧院形成了一个三角区，馆长得意地说，这里将成为富恩特巴盖罗斯镇的中心，小镇将由于这个三角区发达起来。
我们进入这尚未完全竣工的研究所，屋里的地面全都用光滑的大理石铺就。每一扇门窗都是用厚重而光滑的木材制成，涂着清漆，露出原来的木纹，发出金灿灿的光芒。楼下是几间大会议厅和展览厅，已经装备上了先进的音像设备。由于今年的特殊需要，虽然研究所还没有完全竣工，已经在这里举行过一些重要活动了。二楼北端是图书馆、资料室，备有可以开合的书架。只要转动手柄，那并拢的一排排书架就会按人的意志开启。那边有一个大柜子，有很多个薄薄的抽屉，那是用来存放大开张图片的……二楼的南半端有几间办公室，更多的是单人或多人的小房间，供专家、学者们在这里学习、研究，配备了他们必不可少的电脑。最南端又是一个报告厅。
看到这一切，我诚恳地说，这里是诗人的故乡，是他遇难的地方，又有专门上演他的剧目的剧院，再加上这一座新建的研究所，这里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加西亚·洛尔卡研究者朝拜的麦加。馆长和“穆尔西亚人”很爱听我的这个比喻，后来，他们多次重复我的这个说法。我深有感慨地说，看得出来，西班牙还是比我国更重视文化，尊重诗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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